1959年9月，一份即将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名单，摆在了桌面上。
这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拟定的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
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可就在名单里“范汉杰”三个字上，出了大岔子。
原第十九路军的几位高级将领直接站了出来，态度强硬：
坚决反对释放范汉杰！
一场酝酿了五年的“宽大处理”，眼看就要在一个名字上卡壳，这背后到底藏着多深的恩怨？
01
咱们得先把时间往前倒倒。
1949年之后，全国解放，抓了多少国民党战犯呢？前前后后，登记在册的，一共是926名。这里面，除了46个行政人员，剩下的全是军事战犯。
这帮人，个个都是中将、上将，哪个手上没点血债？
在老百姓看来，这事儿简单得很。这帮人不就是阶级仇人吗？是亲属和战友的仇人，国仇家恨全在里头。才关了几年？不枪毙就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凭啥放出来？
当时那股群众情绪，是实打实的。张三家的儿子可能就死在哪个战场上，李四家的房子可能就被这帮人的兵给烧了。这仇，是刻在骨子里的。
所以啊，这926人，就分别关在了北京、辽宁、陕西、山东的几个战犯所。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北京的功德林战犯所，高级将领基本都在这儿。
大陆解放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在中央看来，这内战其实还没算完。
当时有人去请示周恩来，意思是这帮人咋处理？周恩来考虑得很深。古往今来，仗没打完，哪有就先处理战俘的？
所以，这帮高级战犯，就只能先关着。
周恩来还有第二层考虑没明说。要是真公开审判，按当时那个群众情绪，估计一大半得判死刑。这……对于将来解决台湾问题，非常不利。
于是，毛泽东早就定了调子：“一个不杀”。
所以，功德林里的生活，就成了固定模式：学习看报、思想改造、检查身体、疗养吃药。
说来也怪，这帮高级将领，在战场上一个个提心吊胆，精神高度紧张，不少人身体都有毛病。到了战犯所里，没了性命之忧，反而把身体养好了。
当然，也得劳动。毛泽东说了，要让犯人掌握一技之长。
这下可热闹了。
中下级战犯年轻，干点活没问题。可这帮“将军”，年纪大，架子也大。
于是，战犯所就组织他们轻微劳动。
比如沈醉，就负责给狱友剃头，技术不咋地，差点把人耳朵割了。
杜聿明，堂堂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跑去教大家踩缝纫机。
最奇葩的是黄维，这位“书呆子”将领，坚决响应学习改造，可他劲儿使歪了，一门心思扎进去，非要研究出“永动机”。
这帮人，就是这么“改造”着的。
时间一晃，到了1954年。
国内基本稳定了，战火也停了，国家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这时候，大陆开始希望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在1954年开了个座谈会，鼓励在大陆的国民党高官，多联系联系台湾的亲戚同事，释放点善意。
既然要和平解放，那关在功德林的这帮人，就成了个“窗口”。
于是，到了1955年，特赦战犯的问题，开始正式考虑了。
也是从那年开始，大部分的高级战犯，都统一送到了北京功德林。
为啥？因为有个卫立煌这样的先进典型在。卫立煌回来了，还当了官。大陆就希望，这帮人也能像卫立煌一样，改造好了，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毛泽东呢，早在1954年，就在宪法里规定了“大赦”和“特赦”，这等于是在法律上提前铺好了路。
周恩来也要求，赶紧调查在押高级战犯的情况，为以后特赦做准备。
为了“酝酿”气氛，先释放了一批国民党的低级军政人员。
但对这帮“大家伙”，中央非常慎重。
02
1955年5月12日，大陆的国共高层聚到一块，开会讨论大赦的问题，傅作义也在场。
各省也开了座谈会，最后总结上来，就是四个字：群众情绪！
说白了，老百姓不答应。
不光是老百姓，大陆好几个党派的民主人士，也拐弯抹角地反对特赦。
这股反对的声音，毛泽东自然是听到了。
所以他征询意见的时候，就试探性地说：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
你看，这事儿的阻力，大到这个程度。
这事儿就这么被顶了回去。
这帮战犯，也就继续在功德林里“各显神通”。
就拿那个范汉杰来说。
他1948年在辽沈战役被俘，守锦州，最后城破了。他换上普通士兵的军装，跑到高桥附近，结果被四野的小股部队给截了。
战士们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就当成“普通”士兵，押着往战俘营送。
范汉杰起初还挺高兴，觉得有机会能逃走。
可走在半道上，他突然想明白了：就算逃回南京，老蒋估计也得一枪毙了他。
左右都是个死，范汉杰心里又觉得对不住蒋校长的栽培，干脆一横心，主动去找四野的战士，亮明了身份，申请一颗子弹枪决。
谁能想到，四野非但没枪毙他，反而以礼相待。
先送到指挥部吃顿好饭，然后送哈尔滨学习。
在东北天寒地冻，战士们啃干粮，他范汉杰能吃上四菜一汤。
范汉杰这种老兵油子，性格开朗，仗着优待俘虏，还老欺负外面的解放军战士。
按规定，晚上出门要报告。别人都是说：报告，我要去小便。
范汉杰就故意说：报告大便！或者“报告小便！
这明显是故意骂人。
战士受了委屈跟他吵，因为有政策，领导也不能罚他，只能安慰战士。
1956年，范汉杰从东北转到了北京功德林。
他到了北京，得知自己非但不会被枪毙，还有可能特赦，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于是，他那爱捉弄人的毛病，又犯了。
按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里的记录，功德林是“战犯管战犯”，分学习小组，王耀武是学习委员。
范汉杰跟他的组长有矛盾，俩人处处过不去。
有一次，上级要求填表，写家庭情况。
范汉杰就对着组长说，今天眼睛不舒服，以后再写。
组长不答应，说任务当天要交。
范汉杰脾气上来了，偏不写。组长没办法，只好说，组长代笔，范汉杰口述。
组长就问，家里有什么人？妻子孩子叫什么？
范汉杰非常严肃，用军人报告的口吻说：老婆刚好半打，儿女不足新编一个班！
周围人哄堂大笑，组长气得脸红脖子粗。
03
还有一次，组长看范汉杰趴在桌上揉眼睛，就关心他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
万万没想到，范汉杰急忙盖住手里的东西，装作要哭的样子，说活不成了。
组长赶紧问为啥。范汉杰说，在写遗嘱。
这可把组长吓坏了。
功德林的领导也急忙跑过来，因为周恩来交代过要照顾好战犯，生怕他自杀。
领导很关心地问范汉杰，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
范汉杰说：我？哦，我双眼不舒服，在这里休息休息。
组长气坏了，抢过他桌上的东西一看，哪是遗嘱，是范汉杰在抄写报纸的社论。
因为屋里没别人，这事最后成了笔糊涂账。
这范汉杰在里头耍宝，外头的形势可一直在变。
特赦这事儿，虽然1955年没推成，但高层一直在铺垫。
毛泽东的想法是，既然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那就得“凡是能够团结的都要团结起来”。
周恩来代表中央，欢迎台湾的人回来探亲，还保证既往不咎。可惜，对岸的蒋介石不答应。
这边呢，就得拿出点实际行动。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国内空前团结稳定。政治局正式讨论释放战俘。
为啥这时候又提呢？
因为这帮关在战犯所的人，平时跟群众接触不多，不像那些地主恶霸，非杀不可，民愤极大。
更重要的是，像功德林“学习委员”王耀武那样的人，关了这么多年，确实有了悔改的表现。
当时高层有个假设：要是释放了一批战犯，不就能孤立像黄维那样死硬到底的分子吗？
既然欢迎台湾的人回来，不追究过往罪恶，那总得先把这边关着的放一批，对台湾释放点暖意。
接下来的几年，只要开大会，就讨论特赦战犯。
但次次都困难重重。
原因很简单：干部反对，群众反对。
这事儿，需要民主协商，需要充分讨论，必须慎之又慎。
毛泽东呼吁，周恩来奔走，费了老大劲，才定下了一个“宽大处理”的方针。
所以，北京功德林的那帮高级战犯，待遇比以前更好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让大家思考，说战犯是反革命不假，但反革命能不能转变呢？大家要细想一下。
这事儿推得是真难啊。
直到1959年，这个机会才算真正来了。
04
特赦战犯，这事儿一直拖到1959年。
临近国庆十周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提起这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在文件里，谈到特赦战犯的时候，毛泽东用的词是“是否可行”。这说明，还得开会讨论。
同年9月14日，毛泽东向人大提出建议，希望特赦一批战犯。
三天后，朱德主持大会，宣布特赦那些“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这里面，自然就包括了战犯。
第一批特赦名单，定了33人。
其中11个，是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宋希濂……全在列。
这帮人出来后，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关键词就是：民族利益，热爱祖国。
可就在这第一批名单里，本来是该有范汉杰的。
他因为平时表现还行，从不发牢骚，也不攻击积极分子，所以被列入了名单。
结果，就是前面说的，那些出身第19路军的高级将领，像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坚决反对。
他们直接挑明了，就是不准放范汉杰。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恩怨，那可就深了。
范汉杰这个人，在黄埔将领里很特殊。
他1896年生在广东，1924年去考黄埔一期，年龄比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大。
蒋介石早就认识他，把他当重点培养，还送去德国军校深造。
转折点在1932年。
那年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打得是真硬气，要跟日本人血战到底。
可让人恼火的是，蒋介石却把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跟红军作战。
第十九路军的领导蔡廷锴和蒋光鼐，就想不通了：国难当头，不抵御外辱，为啥要打内战？
于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
他们制定的政策，包括了抵抗外辱、取消全部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
这在当时，是真带劲啊。
可问题出在哪了？出在了参谋长范汉杰身上。
这人早就联络了特务，把第十九路军的机密，全给泄露出去了。
因为范汉杰的告密和背叛，南京特务早就掌握了所有动向。
结果，这场轰轰烈烈的事变，很快就失败了。
这是一笔血债。
战场上输了不丢人，被自己人捅了刀子，那才叫憋屈。
05
这下，马蜂窝捅开了。
1959年，当第十九路军的这几位大佬，在新中国的名单上，看到“范汉杰”这三个字时，26年前的怒火，一下就窜上来了。
他们当场就炸了。
态度非常坚决：释放谁都行，范汉杰必须留下！
这也是因为他们态度太坚决，范汉杰的名字最后被划掉，继续蹲在功德林。
这事儿，就这么卡住了。
一直到1960年，中央要搞第二批特赦。
周恩来和多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去说情。
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跟大家讲道理。
大意就是，第十九路军事变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全算在范汉杰一个人头上，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责怪。
这摆明了是给台阶下。
大伙儿看在周总理的面子上，这才勉勉强强点了头。
范汉杰才算搭上了第二批特赦的末班车。
范汉杰和沈醉这批人出狱后，傅作义私下里跟他们聊起过这事。
傅作义说，当初要特赦战犯，很多人有意见。是毛泽东亲自说服了党内人士，然后又开会，征询各党派的意见。
这事儿拖了好几年，才终于办成。
按沈醉的记录，第19路军当年被包围，在最紧张的时刻，范汉杰反戈一击，所以第19路军的人，真是恨透了范汉杰。
范汉杰从傅作义口中知道这事，连连大喊冤枉。
他自己总结，当年之所以背叛，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装备不好。
还说“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第十九路军却是“先动而后谋”，哪有不失败之理？
这番话，算是他自己的辩解。
但这事儿吧，也算是个人才。1933年敢在背后捅刀子，1959年又因为这事被卡住。
他以为这事儿早就过去了，在功德林里耍耍小聪明，说个“老婆半打”，编个“遗嘱”，就能蒙混过关。
可他忘了，有些账，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那些被他出卖过的人，可都还记着呢。
最后要不是周总理亲自上门，挨个把情理讲透，把面子给足正规配资平台app，他还得在里头继续研究社论。你说这图个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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