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教尤为重视人的心性涵养，要求在快乐和痛苦上保持适度，为人“温柔敦厚”。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我们耳熟能详：“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学而》）。诗教注重培养人形成恰当的苦乐感，从而拥有节制、中庸、适度的品质。“温柔敦厚”指向性情的平衡，情感与理智的整体和谐，实则以仁德为根基。根本而言，古典诗教旨在培育人的完整德性。
中正和适度的快乐
“思无邪”倡导的是“中正”“中和”之美，情感自然纯朴，不流于恣肆而符合礼的规范。正如《毛诗序》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哲学层面看，“思无邪”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它既不放纵也不压抑情感，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情感的净化达到更高层次的灵魂和谐。诗能给人提供快乐，但快乐要节制有度，“乐而不淫”。因此，诗贵在情致中和，喜悦不至浮靡，悲伤不至沉沦。诗或文艺所描绘的情感不但要崇高和纯洁，还应平和、适度，能纯化人的心智。适度的苦乐能使人的爱欲保持合礼合宜，进而在道德和政治领域也保持克制。
古典诗教强调“乐而不淫”，在《诗经》中，这一原则表现为对各类情感尤其是快乐的恰如其分的表达。《关雎》刻画男女之情却无低俗描写，《湛露》赞美酒香却强调君子礼节，皆体现了快乐与节制的平衡。《诗经》既充分肯定人生中正当的快乐，如新婚、生子之喜，又为快乐设定了界限，更看重君子的德才兼备。这种“乐而不淫”的态度，同样体现了中庸、中道的思想。古希腊哲人亦强调，诗教应有益于培养人的节制、适度，通过疏导人的自然快乐和欲望，转向对整全德性的追求。每个人天生就有苦乐感，这种苦乐感如能在人的灵魂中得到恰当的安排，就能与理性达成一致，教育首先要引导人建立起恰当的苦乐感（柏拉图《法义》653a-c）。中西古典诗教都注重苦乐的平衡，既肯定人正常的情感需求和快乐欲望，又引导这些欲求向德性的方向发展；既尊重个体的情感体验，又强调社会的伦理规范。
“乐而不淫”也警示我们现代人，要防止过度娱乐化而造成灵魂无序。诗教应培育人对美和高贵的热爱，关切灵魂的节制和有序，而不是过多受血气和欲望支配。按照世俗的理解，人们更应追求利益、荣誉、权力而非智慧。爱牟利者会贬低荣誉和学习知识带来的快乐，爱荣誉者则轻蔑财富和认识所具有的快乐，爱智慧者最看重的是认识真理的精神愉悦（柏拉图《理想国》581c-e)。这些快乐的差异在于，爱智慧者也熟悉财富、荣誉所产生的次级快乐，爱利益和荣誉者却未体验过认识真理和存在的最高快乐：懂得高的能看清低的，反之无法实现。因为，低劣的本性不能理解高贵的品质和自身，而高贵的本性经过恰当培育后就会获得有关自己以及低劣本性的知识。快乐属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快乐不等同于善本身。快乐存在不同的层次，追求真理、荣誉和利益会形成不同的快乐观。人最大的快乐是用适合其自然本性的东西（知识）充实自身，这能使人获得真实可靠的快乐，而非虚假的快乐。
孔子提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孔颜之乐”超越了感官和物质满足，让人安贫乐道、胸次悠然，其乐在于内怀仁义，充实自得的精神愉悦。孔子还要求人节制自己的快乐和欲望，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君子要戒色、戒斗、戒得（《论语·季氏》）。人有求富求贵的欲望，但必须取之有道，用正当的方式去获得，而非不择手段。人的血气含有嗜欲的要素，人要警戒过度求取快乐、争强好斗和贪得无厌。恰如柏拉图表示，节制的生活是各方面都温和的生活，具有平和的苦乐、柔和的欲望。反之，放纵的生活具有强烈的苦乐，以及极度狂热的欲望。节制的生活比放纵的生活更快乐，因为后者的痛苦超过快乐（柏拉图《法义》733b-d）。节制意味着适度、合宜、中道，没有过度的痛苦、快乐和欲望，具有健康的生活的方式与和谐的灵魂。
庄子亦指出，大多数人求取的快乐在于“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但俗世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多数人热衷追逐富有、显贵、长寿、美名，喜欢身体的安逸、美味、华服等，对这些引人快乐的东西趋之若鹜。现代文艺作品更多呈现追求这些外在之物造成的各种冲突。但在庄子看来，过于追求富贵会伤身，无为方能带来真正的快乐，而多数人又视为大苦。因此，“至乐无乐”，最高层次的快乐并不依赖于世俗的快乐（《庄子·外篇·至乐》）。庄子还表示，明白“天地之德”的人，可谓与天和或“天乐”。“知天乐”的人，动静皆宜，“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庄子·外篇·天道》）。可以看到，中西古典都更看重静观宇宙万物带来的“至乐”，而非感官的快乐。古典诗教与哲学皆力图节制低层次的快乐以涵养心性，从而体认并融入更高宇宙秩序和真理所带来的深沉、持久、自由的“至乐”。
温厚与仁德
古典诗教也注重培养人的“温柔敦厚”，既有柔和、克制的言谈举止，又有宽厚、大度的内在品质，形成融通内外、调和诸德性的完整品质。“温柔”具有含蓄、包容和化育的力量，“敦厚”则承载着理性、厚实和持守的品格。两者相辅相成，避免了情感主义流于软弱和计算理性陷于冷峻。《诗经》中既有体恤民苦、恻隐在心的仁者之柔（如《七月》《伐檀》），亦有秉持大义、弘毅担当的君子之厚（如《烝民》《无衣》）。“温柔敦厚”也体现了男女性情的平衡和刚柔相济，诗中既歌颂女性之温婉淑静（如《关雎》《桃夭》），又彰显男性之宽厚仁慈（如《淇奥》《狼跋》）。“温柔敦厚”作为诗教所倡导的人格，显示出情感与理性、节制与勇敢、个人与邦国的内在统一。
“温柔敦厚”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需求，也是推行“仁政”、实施“讽谏”的独特途径。《诗经》有大量“美刺”之作，如《硕鼠》刺贪敛，《七月》陈民瘼，均体现了对政治的关切。“《关雎》以色喻于礼”（《孔子诗论》），便是在提醒周康王不要沉迷于女色，应认识到帝王婚姻对于王道稳健的重要性。但《关雎》如此深意并非直接道出，而是通过委婉托讽的表达方式，即借助歌咏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等来表达讽谏之旨，这也是“温柔敦厚”的意旨之一。《诗经》的“美刺”是“主文而谲谏”（《毛诗序》），含蓄委婉地进行劝诫，使君王在审美感悟中自我反省。郑玄注《礼记》时指出：“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依违讽谏”乃是一种基于“温柔敦厚”的言说艺术，以在履行劝谏责任与维护君臣秩序之间寻求中道，体现了儒家“致中和”的政治智慧。《诗经》是美与刺、正与变的结合，意在使政治变得清明、美好，而非直接颠覆现存的政治秩序。
《礼记·经解》还进一步指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诗教并非只是将人塑造成质朴、忠诚、厚道，而是要“不愚”，即明智、通达，能辨别是非对错、善恶美丑。朱熹甚至将“温柔敦厚”与“仁”“圣贤气象”联系起来，以为“仁”是其基本特质。一个人要在言辞、思想、品格、气度等方面展现出“温柔敦厚”，方能显示“圣贤气象”。《中庸》有言，“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朱熹《中庸章句》释义为：“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耳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知之德。”“宽裕温柔”对应的是仁德，在朱熹看来，“仁者自温厚”（《朱子语类》）。“温厚”使人宽容有度，可见天地生物之心，“柔”和“容”能生发万物，让人温和节制又坚毅仁厚、自强不息。
诗教所塑造的人格，绝非缺乏智识力和判断力的“愚朴”之人，而是为了让人集完整德性与中和情感于一身。“温柔”与“敦厚”不仅仅是性情描述，而是与“仁德”贯通，指向圣贤智慧与气象。“聪明睿知”是圣人的睿智与洞见，“宽裕温柔”则是其仁德的外在表现。“敦厚”的圣贤智慧深广，具有深明事理、通晓权变后的沉静与厚重，懂得“极高明而道中庸”。“敦厚”能使人坚定地信守礼法，牢牢秉持关于可畏和不可畏之事的信念，造就人的勇敢和敬畏之心。敦厚之人既能征服各种痛苦、困难和恐惧，又能对宗法、祖先和王者保持敬畏，而克制不必要的乃至非法的快乐和欲望。这种人灵魂中的血气和欲望服从于理性，并恪守理性的告诫，知晓如何恰当处理个人的苦乐。
古典诗教始于“思无邪”之内心澄明，达于不过度悲喜之情志中节，终成“温柔敦厚”之完满人格。“温柔”培育仁心与节度，成就情感之中正；“敦厚”铸就德性之深厚与性情之质朴，使人具有稳健、睿智的品性。这是一个由纯正思想发端，经合宜言行陶铸，最终凝结为纯厚德性的完整塑造过程。如此培育的人既节制、合宜有度和充满仁爱，又温厚、勇敢且智慧，秉有完美的品格和卓越德性。
（作者：林志猛正规实盘配资，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马一浮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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